数字货币会推动世界财富与科技中心的转移吗

财富的涌现与流转推动着文明的进化。适当的财富形式因为社会成员的追逐而升值,满足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激发出社会的创造力。主权货币和债券作为透支未来的方式,逐渐成为新的财富形式,极大地推进了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但也因为财富拥有的两极分化,其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蔡恒进认为,疫情之后的世界环境正在急剧变化,需要建构新的财富形式作为大众“自我”的延伸,数字货币可能是其中一种有效的价值载体。中国正处上行的国运,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反而能提供契机让中国专注发展科技、优化治理体系并强化内生动力。


引 言

货币理论是一个重要而未决的领域,竞争性货币宽松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当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疫情背景下热烈讨论的话题。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强调的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体系,主权货币仅受通胀的实际约束而没有名义预算约束,并且应由财政代替央行承担实现充分就业和维持通胀稳定的职能。


为应对此次疫情,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地区实施的货币政策就属于MMT 政策。例如美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民众发放现金,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美国联储会的负债就从4 万余亿美元增加到了6 万余亿美元。


近两年来,中国开始密集部署的“新基建”,截至2020 年4月中旬已有13 个省区市发布了2020 年新基建相关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其中8 个省份公布了计划总投资额共计33.83 万亿元。这些同样可以看作是MMT 政策延伸与创新。


我们也曾建议实施“以人为本的货币制度”,建议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由中央银行直接注资,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转变为分红平均地分发给全国公民,也是MMT 的一个方面。


中国除了要面对全球实践现代货币理论可能带来的风险,还要应对外部施加的压力。有人担心,以美国为首正在刻意实施“去中国化”的货币联盟,美联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更似“割全世界的韭菜”。在紧张的全球局势下,中国的地位与未来的发展需要更清醒理智的分析。我们主张从文明兴衰、财富流转和科技中心转移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前中国所处的形势,对MMT 和“脱钩”的压力是否可解做出回应。


自我肯定需求

只要有可能,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环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这种需求我们称之为“自我肯定需求”。Bloch(1989)的实验数据表明,89%的实验对象对自己的人格品质评价要比实际更高一些;Myers(1993)的调查显示90%的商务经理认为他们的成绩比其他经理突出,86%的人认为自己比同事更道德;Svenson 的研究显示超过80%的人们认为自己开车水平比别人好。




自我肯定需求是刚性需求,不比物质需求弱,往好的方面想,大家趋于肯定自我,就会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总的自我肯定需求必定会大于这个社会当下生产出的总供给,这就形成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任何统治者(或管理者)而言都是一个强大的挑战: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统治者必须提供额外的供给,来填补这个缺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有四种主要资源供给方式(财富涌现方式),可以加以利用来填补缺口,满足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


第一种方式是学习和自主创新,包括制度层面和科学技术层面。制度的创新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改变,技术创新则由新技术、新发现带来。制度创新使得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更先进的替代。向外学习与自主创新相比更少耗费资源、更具爆发力,因此后来者居上的例子屡见不鲜。


第二种方式是外部获取,包括与外部社会进行贸易(比较优势)、自然的领土扩张、古时游牧民族的抢掠,以及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和掠夺。在这几种外部获取的方式中,贸易是最长久也最实用的方法。重商主义国家强调要出口大于进口,使国家内部的和谐发展在外部财富的补充下得以实现。


第三种方式是透支未来,用未来的财富来弥补今天的缺口。通过印钞、借贷、债券、股票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我们可以提前使用未来的资源。原则上讲,未来是无止境的,因此透支可以非常大。但是这种透支行为的伸缩性也很强:当经济状况较活跃时,人们的情绪也比较乐观,这时对未来的信心较高,因此透支也会更多;而当经济状况不好时,人们对未来持悲观情绪,那么他们就会更关注现有的财富和未来的保障,因此透支也就会相应减少。这种对未来信心的波动使得金融市场缺乏稳定性并导致金融危机。


最后一种方式是崩溃后的再出发。西方近五百年来财富中心的转移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类似的准周期规律,帝国或王朝崩溃的实质都在于旧的财富分布结构不能较好地满足全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而另起炉灶才给人们新的希望。落后国家对发达的国家进行侵略与吞并也有着与改朝换代相同的性质。


财富中心与科技中心的转移


东西方的发展都存在准周期的规律。西方的发展历史体现为财富中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转,如图2 中财富中心流转方向所示。比较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共治地球,西班牙负责西半球的治理,葡萄牙则负责东半球,随后进入了荷兰的统治时期,接下来到了英国的迅速发展与统治,再后来美国占据了世界发展的主导权。




在图2 中也展示了科技中心的转移,汤浅现象表明,科技中心的转移与财富中心的转移往往在时空上并不同步,而是稍有滞后,说明先要有财富的聚集,而后才有创新创造的涌现。科技中心从意大利转到英国,随着科技革命的影响,再转移到法国,随后是以化工闻名的德国,再转移到美国。科技中心也往往不会长期维持,一个科技中心的兴起通常是,已经积累了财富,又看到前一个科技中心的先进技术,在自我肯定需求的作用下,认为自己的技术水平不会比别人差,于是大量投入追求技术上的赶超与创新,就容易崭露头角取而代之。


但当科技中心发展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开始逐渐划分派系,在科研体系中能够得到提拔晋升的都是派系内顺从规则的人,科研变得有利可图,部分科研人员就容易出现动机不纯,整体的创新性自然变差,而在新出现资源涌现的地方,他们的科研创新动机就会更纯粹,科研人员发自内心觉得科研有趣,专注于技术突破而心无旁骛,就可能形成下一个科技中心。


即便是美国,现在同时作为财富中心与科技中心,但实际上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准GDP)就已经超过英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科技中心是1920 年后转移到美国,依然是晚于财富中心的转移。当然科技也进一步巩固了美国财富的积累,电力、钢铁、汽车和石油等形式的财富大量涌现。


主权货币和债务作为财富形式

美国作为财富和科技中心,并非高枕无忧。美国大型公司的资产净增值速度约10%,一些新兴产业公司的资产净增速甚至可高达14%,即使按照10%来计算,根据爱因斯坦七二法则,这些公司的资产约7年可以翻倍,经过100 年的积累就会增长大约16000 多倍(214)。而美国GDP 约每年增长3%,100 年大约翻16 倍。也就是说,100 年后,金融资产增量是GDP 增量的1000 倍,其中巨大的差距主要来源于对未来预期的膨胀以及通过主权货币和债券透支未来。


美国从弱变强的过程中发行了大量的国债,外界对其发展的预期是不断在改变的,如果愿意相信美国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就会为之买单。但这种债务滚动累计的情况不会永远地持续下去,而是会受历史进程的影响(常常是突发因素)而终止增长。其中一个突发因素是天灾,还有一个因素是外部变化,例如只要有人依然相信美国最强就会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但如果突然出现了比美国前途更好的经济实体,大家转而购买新实体的债务,美国就会受到致命影响,这也是美国与新兴经济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国债、债券作为透支未来的方式,也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地区新的财富形式。债券可以作为一部分人的资产,那么对应地就是另一部分人的负债,两者基本平衡。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在于资本收益率大于和经济增长率(r > g),两者的差距就要靠额外的资源来填补。债券这种透支的方式暂时可以满足中间层(利益集团)每年10%以上的增长需求,实际上消耗的是顶层(比如美国联邦政府)的利益,以及底层普罗大众的资源,很多美国公民已经是负资产的状态。


在发行国债时,国家主权非常重要,某些拉美国家的悲惨现状就在于追求短期利益,在能出售国有资产(电厂、水厂等)时将这些民生资产都变卖给外资,金融危机一来,只有本国政府兜底,却又没有实际可依靠的资源,只能印钞,导致货币疯狂贬值。


受疫情影响,美国国债利率持续走低,美国也已经开始印钞,目前来看由于中产大多愿意继续持有债券作为资产,美钞超发了也没有明显通胀,反而近期美元一直在升值。但这种印钞的方式依然不能治本,本来就富裕的中间层会拿到更多美元,而在底层挣扎的老百姓可以分得的增发量依旧杯水车薪,这样就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顶层让利到负债累累,底层被挤压得不名一文,而中间层对无法保持10%增长产生不满,最后无法满足任何一方的自我肯定需求,就可能导致社会撕裂甚至崩溃。


新财富形式的建构

吴敬琏等学者认为,交换产生财富,这在过去的商业逻辑中是成立的,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AI)技术的介入,从某种角度看这些科技是在打压商业文明,使得商品制造环节变得透明,利润变得很薄。加上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重创,更加需要建构新的财富形式作为价值载体,让大家愿意支付、使用和保存,能够作为大众“自我”的延伸。


技术精英们对此应该有所思考,比如数字货币就是一个切入口。2019 年6 月18 日,Facebook 发布了《Libra 白皮书》,引起了全球关注,中国也感受到了压力。七国集团财长对Libra 均持反对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一样,背后的理由是法币的基础并不那么牢固。虽然Libra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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